总体而言，我国2001年外贸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可能明显劣于2000年，这样，外需减弱，扩大内需的任务便相应加重，从这个角度看，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必要继续实行。

其实，是游戏规则不一样，民众无法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选为官员，而现在的上面选官制度，是列币驱逐良币。要是没有互联网，中国地方政府这些超级公司，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上面要依赖他们发展经济，赶英超美，以在国际上有面子，下面民众怕他们的公检法，城管，对付拆迁，只能自焚以抵挡，这超级公司虽然没超过美国，但是肯定超过秦始皇了，至少，秦朝没有电视台、报纸可以进行思想控制。

钟摆多年摆向在强势政府一边，似乎现在，钟摆应该摆回私权这边了。笔者眼中的新中国，是希望一个有秩序，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同时，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情。一副家长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这封宜黄来信中的口吻，活脱脱的父母官的样子，这21世纪的世界上，官场还是这种思维，真的和东邻那种，我们很幸运，有领袖家族保护我们的话，无非是五十步到一百步的区别。10月2日出版的《经济学家》预测，印度的私营经济发达的模式，长远将超过中国的官办模式，理由之一，是众多的私营经济比官办经济要有活力。同样的中国人，香港、台湾为什么就能多法治、民主，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哪些把持了制度改革大权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找出种种借口，民众素质无疑是最好的借口，这也就是为什么歪用鲁迅文章的妙用，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

谁都知道，就是因为司法不公，地方官员一手遮天，才会有信访制度。对公司来说，政府公司比它多拥有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政府来说，它又是逐利而行，既有公利，又有官员的私利，混杂其中。拆迁补偿标准太高，政府肯定吃不消。

这是人们十分熟悉的奇异的辩证法，是牺牲个人利益以实现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粗俗说法的翻版。这位官员的文章即呈现了基层政府和官员关于增长、关于治理的基本理念。于是，集体所有成员都被列入潜在的牺牲者的名单之中，而根据官员的需要，在适当的时机，被逐一牺牲。作者已把当地经济增长归功于地方官员的殚精竭力。

就在此风头浪尖上，宜黄县政府一位官员化名投书财新网，透视此一强拆自焚事件，从各个方面对强拆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当然是站在政府官员的立场所进行的透视，。作者说，一切机械照搬法律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这样的法律，根本无法执行，怎么能用这样的法律要求基层官员？第三是面对媒体的委屈和怨恨。当然，不是一些领导争政绩，而是所有官员都在争政绩。而这种认知差异也是当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表征，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权、无权、因为贫富分化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断裂：官与民，富人与穷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坦率指出法律并非一用就灵的一大原因：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立法者脱离实际、脱离民众等等。

在高层压力下，该县机关八名党政机关干部受到处理。作者的委屈表明，基层官员隐约地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在作者看来，宜黄强拆、自焚之所以变成事件，完全是因为媒体小题大做，无中生有。因此，政府就的使用暴力，进行强制拆迁，以控制补偿标准。

作者列举了GDP、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四项指标来说明，宜黄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赶超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成功样本。基层官员之所以成为媒体、网民抨击的靶子，是因为，目前的体制迫使他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追求政绩，而他们的权力恰恰又不受监督，可以对民众随意滥用。

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印度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固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个人权益，事实上却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个人的长运利益也受到损害。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足以弥补极少数人自焚所带来的成本。

委屈背后的政治伦理丧失 面对目前对宜黄官员的处理，这位作者显然觉得十分委屈。宜黄县官员就属于运气不好的。如果拒绝，他们就把自己变成政府的敌人，官员立刻可以动用暴力机器对付之。事实上，在中国的政府最为积极的五十到七十年代，经济增长表现是东亚各经济体中最差的。虽然承认一些领导急功近利争政绩，但作者又强调，这种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宜黄的大踏步发展。在这一论说中，个人权益毫无道德和法律上的独立意义，而只是实现所谓集体利益的工具。

剖析这套价值、逻辑，有助于人们找到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方案。只有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这份文本所揭示的官员的思维模式、行动模式，才有可能被改变，政府与民众、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有可能恢复平衡。

经济学家以此来解释过去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其实，这种在上级面前围绕着政绩指标进行的竞争，不是十几年来的新鲜事：五十年代的浮夸风，就是政府间竞争的产物。作者完全可以去问一下愤而自焚的钟家人或者当地法院，他们事前事后到本地法院起诉，法院是否受理？或者钟家人到本县有关部门上访，会是什么结果？由上面两个论述，我们看到官员心灵中有一种强烈的自恋症，看到了官民在社会基本现实问题上认知的巨大差异

日圆汇率从1985年的250日圆兑1美元飙至1995年中期的80日圆兑1美元，然而尽管如此，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消失。与早年的《广场协议》一样，新的《广场协议》将要求中国、日本、德国和石油出口国等贸易顺差大国大幅升值其本国货币。

20国集团中其它亚洲成员，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贸易顺差国，因此也不太可能支持该协议。加征进口关税和对资本市场设限等贸易保护措施执行起来不仅不切实际，还会顺道赶走美国自己颇为需要的外国投资，抬高进口商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干预，以促使中国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同样的，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是由国内经济广泛扭曲导致的，扭曲范围从国家分配信贷到人为压低利率，不一而足。

日本因为有前车之鉴，应该不愿签署这样一个协议。这些才是下月20国集团会议议程应该关注的转变类型，而不是关注货币战。

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消费者已储蓄更多，中国也进行了结构调整，其中包括允许工资快速上涨，这提高了消费者购买力和最终消费。美国民众并不愿面对上述情况，在这些措施没有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时，尤其如此。

美国或许是新协议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在欧盟内部，英国等贸易逆差大国和德国等贸易顺差大国，立场却有不同。那些贸易失衡的经济体将因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而受益。

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下月首尔峰会签署新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小。特别是加征进口关税，还可能引发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争端。但汇率不能完全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正如《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的经验所证实的那样。好消息是，全球再平衡已经在实现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均占美国国债市场20%以上的份额。其前身──五国集团(Group of Five)，1985年签署过旨在通过强迫日圆和马克兑美元升值而减少全球不平衡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但成效一般。

即使美国禁止中国在一级市场上买入美国国债，但美国没有有效方式阻止中国进入二级市场。美国不能在汇市上卖出美元，以抵消中国的干预，因为中国实行资本账户控制，而且美国不可能买入足够多的人民币。

美国国会正不断给北京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还降低了石油、天然气、水和其他资源的扭曲程度。